制定改革政策的关键不是找到理论最优解，而是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思路，选择利大于弊的政策组合。
本文整编自2021年12月14日中信出版集团举办的黄益平教授新书《金融的价值》直播大会。三是早期的数字金融主要是依托于消费互联网所开发的一些业务，移动支付也好，大科技行贷也好，线上投资也好，包括一些数字保险，基本上都是依托于消费互联网。
在可预见的未来，银行仍在中国金融体系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很多业务模式需要进一步地创新，才能适应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创新的要求。为什么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减弱？我经常看一个指标叫边际资本产出率，这是说每生产一个新单位的GDP需要几个单位的资本投入。我们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银行业务也要创新。但它的回报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学金融经常说回报水平是和你的风险水平相匹配的，对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找到最安全的投资产品。
那该如何建立呢？ 我认为首先政策目标应该明晰三点：一是保障公平竞争。所以将来要逐步地走向一套完整的金融监管框架。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进入专题： 大国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 。
本文的讨论还发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超大规模经济与低值本位货币制度长期搭配，形成所谓的中国货币经济悖论。币制独立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它事关一国是否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是一国主权独立的构成要素。值得指出的是，明代纸币制度虽承继元制，但在币制统一方面却远胜元代，两百多年间只行用一种钞票，且面额以一贯为最高，直至明末。明代经过初期的经营与开拓，面前已然铺展大国崛起之路，这似乎预示着大明宝钞有成为大国货币的可能。
可以说，人民币正式发行七十多年或者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真真切切地诠释了人民币的人民本位。薛暮桥在解放战争后期为华北财经办事处起草的相关文件中的提醒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现行货币制度存在着两大缺点：一个是不统一，一个是不稳定，这两者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不利，引起绝大多数人民的反对。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仍然离不开国内储蓄的有力支撑，因此需要居民部门继续保持高储蓄偏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让老百姓继续保持对人民币的信心，因为绝大部分居民储蓄是以人民币为货币载体的。难能可贵的是，在重重军事围堵和经济封锁之下，革命根据地始终保持着货币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如何认识和估价国际使用条件。可以说，前述英镑和美元成长为国际货币的所谓标配及逻辑无一适用于人民币。
问题可以归结为：像人民币这样具有深厚内生性传统的货币制度何以成为大国货币？或者，如若人民币最终成为大国货币，会展现出怎样独特的路径与样貌？ 之所以着眼于全球视角，则是因为中国的货币制度自从金属铸币时代开始便与西方分道扬镳。新中国的币制统一过程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述人民币发行之后对各解放区货币的收兑以及对法币制度残余（如金圆券和银元券）的坚决肃清方面，还体现在对金银外币流通的严格禁止上面。更何况，空间要求除了强调大国货币需要依托于一定体量的大国经济之外，还进一步凸显出大国政府借助货币手段实现经济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的强大能力。最近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地提醒我们，只有立足于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人民本位，人民币方能不断超越自己，最终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成长为足以承担构建全球货币命运共同体历史使命的大国货币。
但其大国货币的整肃稳定品相却仅维持半个多世纪的短暂时光。曾记否，1943年的开罗会议使国际社会一度承认了当时中国的大国地位，1944年派团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也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货币金融影响力。
总而言之，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革命政权并发行货币，先后经历早期革命根据地货币、抗日根据地货币以及解放区货币等各个时期，直到人民币制度的确立，艰难困苦中逐步完成了币制统一，保持了币值稳定，维护了货币独立，成功孕育了大国货币应有的绝大部分品质。人们不禁要问：英镑和美元的成长之路是否是大国货币成长的经典道路和不二选择？或者说，后进国家若要使其主权货币成为大国货币，就必须追随英镑和美元的脚步？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值得深究且需谨慎作答的世界性课题。
除了两宋时期的铜币制度因以商立国而奇迹般地成为国际货币且与其超大经济规模相对配称之外，此种可称之为中国货币经济悖论的奇特情形一直从公元一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最终形成中国历史进程绝大多数时期有大国经济而无大国货币的特殊景象。这与同时期的法币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相较于根据地货币，法币制度虽在政治经济领域拥有绝对优势但币值却长期剧烈波动乃至最终一溃千里。清代虽然实行银钱平行本位，但白银地位更加重要，特别是，外国银元大量输入且深度介入中国货币流通过程。着眼于当时的国共合作大局，边区银行创建初期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法币，自身只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经济发行占比，1944年达到82.4%，1945年更是突破98%（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1992）。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所谓的贸易大国、货币小国格局很是尴尬，并参照英美日三国情形强调贸易大国必须匹配以本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否则就会步日本的后尘，亦即货币体系长期受美元掣肘，最终导致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王永生，2019）。
另据记载，1242年，一艘日本贸易的宋船曾装载铜钱10万缗（肯特·邓钢，2020）。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这都堪称世界货币制度发展历史进程的一大奇迹。
随着相关措施的陆续到位，1995年通货膨胀率降至14.8%，1996年进一步降至6.1%，由此开启了中国此后将近三十年高增长与低通胀相得益彰的传奇时代。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局面正在改观。
仅由此看，秦半两无疑具有大国货币的初始气象。更何况，与英镑美元谋求货币霸权不同，人民币的基因与品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国际使用旨在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和高信用度的货币公共产品，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建立全球货币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人民币需要承担更多的大国货币责任与义务。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中叶以后，外国银行纷纷在中国发行货币。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币制则例》，正式施行银本位，方实现大清银币的统一铸造。在这种情况下，白银的地位迅速凸显，政府也不得不逐步取消了民间用银的禁令，中国货币制度终于迎来了白银时代。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逐步拓展，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中国则有所不同，其很早就构建了超大规模经济并被认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长达十余个世纪之久（安格斯·麦迪森，2003）。可是条件一旦出现转机，便马上恢复经济发行。
即便是在法币改革之后，国统区各省地方银行利用抗战以来的特殊状况，多未遵照财部规定办理，渐有滥发之现象。眼看人民币在市场上难以立足，投机商们准备弹冠相庆，未料人民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坚决手段查封取缔各地从事投机活动的地下钱庄等场所，并通过发行折实债券和折实存款等手段，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赢得了市场和老百姓的信任，捍卫了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货币的地位（林蕴晖等，2009）。
法币汇价最初在技术上与英镑挂钩，后来改与英美套汇率联系。人民币开辟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 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的伟大历程，但过程并不平坦，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逐步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人民币方真正重拾迈向大国货币舞台的步伐。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开启币制统一进程，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讨论揭示出，人民币成长为大国货币的优良品质与独特道路，不仅传承了数千年中华货币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的血脉，而且经历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创业进程中血与火的淬炼。与此相对应，外生性（通常为高值本位）货币制度的国际扩张充满强制性与掠夺性，可越是外生性的货币制度就越是容易成为大国货币甚至形成货币霸权。不过，从总体上看，即便基于当时货币制度的世界版图，真正能够满足上述四个基本条件、称得上大国货币的时期依然十分罕见。
从总体上看，根据地货币并非没有因支持财政需要而过多发行的情况，有时财政发行的力度还很大。人民币自从其前身即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以来便始终怀抱币制统一理想，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实现这一理想的条件逐步具备。
如果摆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我们宁愿人民币成为币值稳定的小国货币，而非伴随币值波动的所谓大国货币。仅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做的是，继续保持人民币的币制独立与币值稳定，为改革发展上新台阶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提供更好的货币支持，没有必要为了赶超那些曾经和正在充当货币霸权工具的所谓大国货币而贸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或者国际化。
直观地看，以上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其所牵扯的一种逻辑参照值得警惕，那就是：人民币迈向大国货币之路一定会别无他选地遵循英美大国货币成长的路径;或者说，英镑、美元之路是大国货币成长逻辑的历史终结。随后用人民币逐步收兑其他解放区的地方货币，1951年以带维吾尔文的人民币收回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元票，1955年3月1日成功发行新人民币，至6月10日在市场上全部取代旧人民币流通，1959年10月底完成对藏币的收兑（吴晓灵，2008）。